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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家平抢劫—— 一对一证词如何认定

2018-8-2 0:07:28      点击:

  

前言:

在刑事案件辩护中,作为辩护律师你应该不应该要求被告人就案情对你讲实话。这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。太原著名刑事律师

 

就我的辩护原则来说,我做的是辩护工作,而不是为犯罪行为脱罪的工作。所以,如果被告人告诉了我真实情况,而真实情况就是公诉人指控的行为,那么我就很难再去就事实进行辩护了。

 

而如果被告人没有告诉我实际情况,而是告诉了我虚假情况,现有证据又反映不出他隐瞒的实际情况,那么我还可以去为他进行辩护。太原刑事律师

 

基于这个理由,我会见被告时,是不会要求被告告诉我真实情况的,而是强调被告将向警察作的事实陈述内容如实地对我相告。我就以这个陈述作为基本事实,以此展开辩护工作。

 

但也有的当事人会再告诉我与向公安陈述的不一致的事发经过,我当然也不好阻止。太原刑事辩护律师

 

那么以上两种情况,被告人如何做才对自己有利呢?

 

我认为被告不一定把实情讲出来是对自己有利的方式。因为,如果你把实情告诉律师,那必然会影响律师的辩护工作。这不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,这是任何一个人都必然面临的心理挑战、良心挑战,这个挑战就是——你怎么去维护一个谎言。反而,如果你不把实情告诉律师,而是告诉律师一个被告选择的事实,那么律师去为这个事实辩护,至少他绝对没有心理负担。太原著名刑事辩护律师

 

美国影星理查德基尔曾演出一部电影叫《一级恐惧》,就讲的这样一个故事。电影情节里面一个被告杀了主教,被告是主教的唱诗班里的男孩。但这个被告并没有把实情告诉律师(基尔主演),他告诉律师的是他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,他有两种人格,不是他杀的主教,而是另一个“他”杀的主教。最后这一假象欺骗了律师也欺骗了所有人,被告被法官裁决进行精神病治疗,逃脱了法律制裁。但之后,法院宣判后律师去看望被告,却从被告故意流露出的一个细节里发现这一切(精神分裂)都是被告表演的。就在这一刻,李察基尔感觉到了恐惧,观众可能也感觉到了恐惧。太原著名律师

 

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,被告这个谎言,只能自己来演才更真实,如果他把实情告诉律师,那么律师能配合他吗?即使配合又能起到骗了所有人的效果吗?太原律师

 

把实情告诉律师的目的是让律师帮助掩盖实情。但是,揭露实情的还有一个人,那就是公诉人,律师可以掩盖而不去揭露实情,但是如何阻止公诉人去揭露实情呢?而当公诉人揭露实情时,律师如何突破良心的约束去掩盖实情呢?太原辩护律师

 

李察基尔在剧中的角色接受记者的采访时,记者也问到“你如何处理事实问题”。李察基尔说,事实?那要看我让陪审团相信哪个事实。意思是他在审判中可以“左右”事实,但这并不是指律师要捏造事实,而是指律师根据证据能够就事实得出几种不同的结论。不同的证据组合可能反映出不同的事实,即使相同的证据,对证据不同的解读也可能反映出不同的事实。理查德的本意是这样的。从这段对话也能反映出,剧中的律师,也不会要求当事人告诉他案发实情,而是根据现有的证据来就事实问题得出自己想要的、对被告有利的事实结论。太原刑辩律师

 

人们常说,当你掩盖一个事实时,就需要编造更多的谎言来掩盖,而这些更多的谎言却增加了被发现的几率;假如说掩盖一个事实需要再编造4个谎言,那么两个人掩盖一个事实就需要编造8个谎言,那么显然8个谎言被揭穿的几率要远远大于4个谎言被揭穿的几率。

 

所以,如果当事人要掩盖真相,那么最好不要向律师讲述真相,否则就会增加当事人被揭露的可能性。而律师,如果你要为当事人辩护,那么最好也不要去问当事人真相到底是什么,否则当当事人告诉你真相后,你将很难再去为他辩护,因为律师并不善于掩盖事实真相,律师更擅长的是挖掘真相。

 

电影的结局也告诉了一个结论。律师讲述的谎言,不可能有当事人讲述的逼真,因为当事人急于脱罪,求生的欲望能激发他编造谎言的能力。而律师,受多重限制,是不可能像当事人一样有能力去编造谎言、掩盖实情的。所以,我认为,如果当事人隐瞒实情,那么律师没有必要非要让当事人讲实情。而当事人的隐瞒,是因为他求生、求自由的本能,所以他的隐瞒是符合人性的,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律师去隐瞒,我认为是不符合人性的,也是不可能成功的。

 

本案中就面临这样的问题。因为现场就两个人,被告和受害人。被告坚持说是盗窃,而受害人坚持说是有殴打她的行为,是抢劫。我难道要去问当事人,你究竟是盗窃还是抢劫吗?如果当事人告诉我是抢劫,那么我还如何去辩护呢?如何去编造谎言掩盖这个真相呢?如果这样做,这似乎就不是辩护工作,而成了帮被告脱罪的帮凶。严格来说,这样做的话就是包庇行为,实际上是包庇罪。

 

此外,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,即案发现场就两个人,一个是受害人,一个是被告人。当两个人就同一事实陈述不一致时,这时就产生了应该相信谁的问题。

 

本案就是这样,被告说是入室盗窃,受害人说是抢他了。究竟应该定入室盗窃呢,还是入室抢劫。这就成了本案一个焦点。

 

从法律上、从之前判例来说,这个时候就要看双方的陈述,哪个陈述更接近真实,哪个陈述有自相的矛盾或者有无法排除的怀疑。

 

我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,对此进行了仔细的分析,甚至到了现场去看。虽然找了一些被害人陈述的矛盾之处,但严格来说找不到有无法解释的矛盾的地方。

 

比如,被害人说被告人一进屋子后就把灯关了,我认为这点是矛盾的地方,既然灯灭了,那屋里漆黑一片,被告怎么对受害人实施抢劫呢?但是在法庭上受害人马上说,电视还开着。这么快的反应,这么自然的解释,使得让人们不得不相信,受害人讲述的事发经过是真实的。

 

受害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,经过我的申请,在第二次开庭的时候,受害人到庭了。在庭上受害人的回答很流利,回答公诉人、法官的提问基本上是对答如流。这样,就使受害人的陈述可信度增高。

 

关于赵家平不构成抢劫罪应该

属于盗窃罪的辩护意见

尊敬审判长、人民陪审员:

接受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委托,律师担任被告赵家平的辩护人为其辩护,现就本案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发表如下意见,望请予以考虑。

 

辩护人认为赵家平不构成抢劫罪。本案重点是事实认定的问题,即当赵家平进入受害人家里后,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,是偷盗行为还是抢劫行为?

 

现场的当事人只有两个,一个是受害人,一个是被告人,根据证词和供述可知他们各执一词。但是,当我们分析受害人的证词时,会发现受害人的证词有前后不符的情况,以及有与常识不符的地方。

 

一、受害人陈述的事实中有与生活常理、客观常识不符的地方

(一)受害人在2017年11月2日,案发当晚的陈述中说到:“2017年11月2日晚21时50分许,我当时一个人在杏花岭区仁和里8号院4号家中,我准备出门之时,一名陌生男子把门推开,把家里的灯关掉,他说了句要跟我睡觉,我骂了他一句,他把我推到床上,他开始动手掏我的兜……”

 

受害人在第二次陈述中也提到了被告人将灯关掉这一情节。

 

根据受害人陈述可知,当时事发当晚是晚上9点50分许。如果这个时候把灯关掉那势必家里会漆黑一片,在这种情况下,被告人如何去抢劫呢,如何能把受害人推倒在床上呢,如何能知道她有没有兜,以及兜里有没有东西呢,如何去准确的掏出兜里的东西,并能知道是皮夹呢?

 

此外,被告人对受害人家里的布局并不熟悉,那么在其进入家门后,如何能快速地找到灯的开关呢?

 

所以,关灯这个情节是与常识严重不符的,也是与受害人后续陈述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发生不相符的。

 

(二)受害人在第一次笔录中提到:“他用拳头打在我的头上、脸上,另一只手掏我的兜。”

     被害人描述的这个动作在现实中是无法完成的。因为之前受害人陈述她的钱包是放在左面兜里的,那么当赵家平用右手打她的话,同时用另一只手——也就是左手,去掏他的兜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当被害人与被告人相对时,被害人的左面就是被告人的右面,被告人只有用右手才能够完成掏兜的动作。但是,根据受害人的描述,被告除非是左撇子,那么只能用右手去打受害人,这个时候被告人是无法用左手完成掏兜的动作的。

 

(三)按照被害人描述的事发经过,则赵家平在不知道屋内是什么情况就冒然进去实施抢劫。这与常理不符,通常只有嫌疑人在通过观察,知道屋内的具体情况,判断出是否能够完成抢劫的情况下,才会去实施抢劫。而不会是像自投罗网一样在不知道屋内有几个人、什么人的情况下,就直接进去实施抢劫。

 

 赵家平的体型与被害人的相仿,甚至没有被害人强壮,在这种情况下赵家平是不会冒然实施抢劫的,因为抢劫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得逞,赵家平不具有任何身体上的优势。而且被害人家里简陋,看不出有任何值得通过抢劫去获取的财物,在这种情况下,赵家平如何会冒着“入户抢劫”这样的重罪去抢可能身无分文的被害人呢?

 

二、受害人的两次陈述前后有多处互相矛盾的地方

受害人向办案单位做了两次陈述,一次是案发当晚11月2日22时48分,一次是11月27日16时。

 

(一)在第一次陈述中被害人说,当时她是“准备出门时,一名陌生男子把门推开”;但是在第二次陈述中却说道是:“我当时出门倒了一盆水,回到家准备关门的时候,一名陌生男子推门进了我家”。

 

(二)此外,被害人在第一次陈述中说:“……当时我用左手抱住我的衣兜,因为兜里有我的钱包……”。

 

但在第二次陈述中却说:“……最后他在我裤子口袋里发现了我装钱的皮夹……”

 

结合被告人的供述,可知皮夹是在裤子口袋里的。

 

被害人对基本事实的陈述具有以上互相矛盾的地方。而这些是事发时的基本事实,正常情况下不应当会有这样的矛盾所在。

 

三、被告人对事发经过的描述更符合常理、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

被告赵家平对基本事实的供述是这样的:当天晚上他转到被害人所在的仁和里8号院,看到被害人家里灯是灭着的,而且发现房门没有关。基于此,赵家平认为可能是家里人睡着了,因此认为具有作案的可能。同时,凭借未关的电视机发出的亮光,赵家平从门缝或窗口观察到被害人和衣躺在床上睡觉,这证实了赵家平具有作案的可能。因此赵家平进入房间,看到被害人裤兜里放着有东西,就去掏了出来,发现是钱包,于是就赶紧往门口走。这时,被告人察觉到并起身看到了赵家平,被告人于是开始呼喊。

 

被告人陈述的以上作案过程,更符合常理、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。

 

四、被害人陈述的其他重要事实无法得到印证

被害人陈述说她的脸上有被被告人殴打的伤。但是这一陈述并没

有得到客观证据的印证。也即办案部门并没有对此关键证据进行拍照固定。虽然有执法记录仪的影响,但是因为光线昏暗,根本无法观察到。

 

被害人陈述说她手上有伤。同样办案部门并没有对该伤予以固定,虽然有执法记录仪的影像,但同样因为光线昏暗使得该影响模糊不清,无法作为证据使用。

 

并且从执法记录仪的影像中可以看到,其受伤的外伤并不是当时案发时留下的。因为其手上的外伤显示皮肤破裂,但是却没有血流出的痕迹。办案部门拍摄该影像的时间不过是案发后的一两个小时之后,在这段时间内被害人手上的外伤是不可能没有血痕的。因此,鉴于手上外伤却没有血痕,这表明被害人清洁过伤口周围,那么只有她的伤发生在上午或再之前的时间,被害人才有时间去清理手上外伤周围的血痕。

 

而且被害人陈述,其与丈夫吵架是常有的事,因此基于以上理由,无法证实受害人手上的伤就是被告人所为。

 

五、本案关键证据不合法,并欠缺基本证据

被害人身上如果有伤,那么这是证明遭受过暴力的直接依据,但是办案人员却没有在第一时间通过合法的方式,对被害人身上的伤进行固定。也即没有通过身体检查的方式,将被害人身上的伤进行固定,并验证是否为被告人所留;而仅仅是用执法记录仪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下进行了简单的拍摄。如上所述,该拍摄得到的影像资料因为模糊不具有证据的效力。

 

同时,案发现场的情况也是用来证明是否发生过暴力行为的依据。但是办案部门却没有对案发现场进行勘验,以至于能够证明现场发生过暴力的证据灭失。

 

六、根据最高院的公报案例中规定的原则,可知在直接证据“一对一”的情况下,应当根据以上分析采纳更为可靠的被告的证言。

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中公布的第

【847号】卢文林盗窃案中,专门阐释了在直接证据“一对一”的情况下如何准确认定犯罪事实的原则和方法。

 

该案例与本案极其相似,也是存在盗窃和抢劫的争议,也是事发现场只有被害人和被告人两人的情况。被害人帅某强烈要求以抢劫罪追究被告人卢文林的刑事责任,但最终公诉机关以盗窃罪提起公诉。

 

最高院认为:1. 被害人帅某关于其被抢劫的陈述不稳定,前后存在一些明显矛盾;2. 被害人帅某的陈述没有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;3.被害人帅某陈述的部分内容不符合生活常理;4. 被告人卢文林的供述较为稳定。

 

最终最高院认为:“综上可见,被害人帅某陈述的可信度低于被告人卢文林的供述。在这种情况下,应当根据证据的可靠性原则采信卢文林的供述。由于抢劫罪相对于盗窃罪、诈骗罪而言属于更重的罪行,采信卢文林的供述更符合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。”

 

综上所述,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104条第三款的规定:“证据之间具有内在联系,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,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的,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” www.tylyfls.cn

 

可知,只有证据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的时候,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而根据以上分析可知,受害人及其丈夫所做的证词,存在着大量的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。

 

如果根据他们的证词来认定本案的事实,那么该事实则无法排除合理怀疑。我国刑诉法第五十三条规定,证据确实、充分的标准之一就是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。www.tylyfls.com

 

那么在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,就应该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,排除被害人及其丈夫等的证词,对被告人做出不构成抢劫罪的认定。找太原著名律师

 

而如果根据被告人的陈述来认定案发时的事实经过,如上所述,则能排除所有的合理怀疑。因此,本案应该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其他证据,对被告人做出构成盗窃罪的事实认定。

 

对此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》第六条也规定: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,因未能达到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,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,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,不得降格作出“留有余地”的判决。太原找著名律师

 

具体到本案件就是应当对被告人以盗窃罪提起公诉,而不应该以抢劫罪提起公诉。

 

以上,恳请予以考虑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辩护人: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8年3月 

 

后记:

后来,被告人被认定为入室抢劫,可能是鉴于被告人之前有过两次犯罪,其中一次还是入室对未成年人实施性犯罪,最后被判了较重的刑期。找太原律师

 

我也经常想,我应该不应该要求被害人出庭呢?事实上被害人出庭使得被害人的证词更为可信,如果我不要求被害人出庭,如果法庭也不要求被害人出庭,那么庭审结果是不是会对我方有利呢?应该是庭审情况要比被害人出庭更有利。但是,律师根据什么原则来判断该不该让被害人出庭呢?我的辩护原则是实事求是,被告人并没有和我说当时入户实施的是抢劫,因此我也想把事情尽量搞清楚,于是要求被害人出庭。太原找律师

 

但是,如果被告人告诉了我实际情况,那么我就不应该要求被害人出庭。但是,当你去掩盖一个事实的时候,或者当你去掩饰一个谎言的时候,你不得不制造更多的谎言,而这样终究谎言会被揭穿的。  

 

律师辩护工作不是编造谎言的工作、不是掩盖谎言的工作,所以我得出了结论。不要去要求被告讲出实情,否则,你不得不去掩盖谎言,不得不去编造谎言,而这并不是辩护工作的本分,并不是辩护律师擅长干的工作。